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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19日电 题：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近日，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侯阳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微软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微软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微软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
侯阳还表示，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微软在中国落户30年。从1992年微软在北京开设第一间办公室，到如今在中国分公司遍布上海、苏州、深圳、武汉、广州等13个城市，您如何评价微软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在中国市场耕耘这么多年，微软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侯阳：微软始终坚守作为一家全球科技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助力中国社会、企业、人才发展的成果。例如，面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中国机遇，微软与各方深化合作，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技能的教育培训，广泛拓展人才发展前景，为更多人提供平等、包容的发展机会。
在中国，微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市场和区域的特色模式，同时也深知拓展新市场的不易，因此我们希望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到更多的企业。微软一直积极助力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谋求更广阔的业务发展；同时也凭借自身经验，赋能更多跨国企业本土创新，且激发本地创新反推到全球。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支持中国发展的承诺，持之以恒地推进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各方伙伴携手共进，为中国技术、生态、人才、社会等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微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业务增长点？
侯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稳居世界前列；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展现出来的韧性和活力，外国企业有了更多在华投资兴业的机会，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
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新常态下，从混合办公、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场景在中国快速发展普及就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的具备的韧性和潜力都是不可估量的，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微软覆盖全球的技术、服务和资源，携手各行业客户与各方合作伙伴，共同发掘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机遇，助力更多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跨国企业本土创新。
中新财经：目前中国不少企业还面临数字化转型，并且具有紧迫性。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这对如微软这样的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侯阳：中国企业之所以要进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双重需求。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力、竞争力及运营效率，实现更高效更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疫情改变了传统以办公室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远程办公和混合工作模式使得企业在面临业务数字化，跨地区协同等问题时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我们与数以万计家本土合作伙伴建立了独特的共生关系，以助力本土创新。一方面，微软合作伙伴体系具有独有的“凝聚力”，集多年技术、能力、资金、资源一起，助力合作伙伴发展创新文化和业务韧性，提升技术与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微软更加开放、更具多样性、更包容的本地生态体系，也汇集了成千上万家本土广域渠道伙伴的优势和能力专长，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业务需求的中国客户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
作为一家有追求、有愿景的科技公司，微软将继续凭借先进的技术、开放的平台、全面的服务以及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网络，持续创新投入，助力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挖掘数字化转型的市场机遇，更好地服务千行百业的企业客户实现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
中新财经：通过控制碳排放，帮助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共识。中国也提出“双碳”目标，结合微软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侯阳：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中国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微软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先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持续投入。微软宣布了公司碳排放承诺以应对气候危机：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到2050年，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碳排放量总和。
落户中国30年以来，微软也积极参与及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共同创建美好家园。新建的微软智能云绿色数据中心从四大“底层逻辑”进行脱碳——IT运营效率、IT设备效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数据中心的绿色理念发挥到极致。
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的微软北京园区于2021年通过海淀区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综合验收，实现了27.9%的节能率，相比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放的碳排放额累计节约25027吨。
在未来，微软将继续使用AI、IoT、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与行业伙伴合作，创造更有效的碳排放解决方案，为中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诸多政策措施中，您对哪些方面感受较深？有哪些建议？
侯阳：营商环境逐渐成为企业投资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颁布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法案，让中国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市场国际化的提高，使得外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外企业合作方式也将更加国际化，这将使外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也将使中国更具全球号召力。这些无论是对微软自身在华布局，还是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的企业转型升级，都将带来积极地推动作用。
落户中国三十年，微软始终看好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深具信心；微软在自身持续在华投入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经验和技术支持，帮助在华外企更好地开展业务。
中新财经：微软未来在中国有哪些具体投资计划？投资金额、时间安排上，能否做一个介绍？
侯阳：微软在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我们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在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与众多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携手，点燃中国智慧、拓展中国机遇。
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也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微软也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
微软始终重视新常态下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为数字经济时代提供人才保障。我们宣布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免费开放基础技术认证资格。再次升级“日出计划”，通过整合现有生态资源，构筑微软生态体系的学习就业平台。我们还准备与中国电子学会携手，共同推动平台化教育资源。
微软同时也规划一系列创新举措，以促进合作伙伴生态活力循环。微软云伙伴计划将与有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开发类和服务类合作伙伴共同构建基于微软产品架构的深度应用与创新，赋能云总代拓展广域中小企业市场等一系列从全球到本土的合作伙伴生态战略及产品更新。
中新财经：您提到在中国要加大人才吸纳，微软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实现降低人才创业门槛、反哺微软业务的？
侯阳：新常态下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同样也是对人才发展和培养的要求。基于此，微软发起了一系列赋能创新人才的计划，我们希望借助自身的平台、资源和技术能力，予力更多中国青年，成就不凡。
微软积极推动面向不同人群的人才赋能，通过“编程一小时”助力中国青少年开启计算机科学新世界，“创新杯”为中国学生提供孵化创意的机会与平台；“日出计划”联手国内高校建立起需求对接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进阶体系；
“数字技能赋能”项目旨在打造本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微光计划”为职业院校学生、残障人士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学习与就业环境；“数字未来•女性赋能”项目帮助更多中国科技女性提升数字技能，拥抱数字未来。
在中国，微软一直以来致力于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一系列面向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交流活动、高校科研合作以及课程建设大力支持中国本地化人才培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培养了大量的杰出软件人才和创新团队，成为新技术、产品和研发团队的孵化器。
微软还与各地方政府合作的微软创新生态赋能平台，覆盖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为本土创新人才提供从技术、资源到平台的扶持，为中国创新人才和开发者“加码”，并为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注入创新活力。(完)
国是访问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在何处？****** 文/李晓喻 今年以来，中国再次释放出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高水平对外开放，究竟将“高”在何处？哪些领域的开放措施值得期待？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综合研究室主任杨长湧近日接受了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您如何评价中国当前对外开放所处的阶段和水平？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长湧：中国对外开放经过40多年历程，已经迈向高水平阶段，这是与中国经济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新形势下，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理解这种“高水平”可以概括为五个“更”。 ——更大范围。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在开放方面的差距仍比较大，开放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求推进更大范围开放，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国际运输和物流大通道，让中西部内陆沿边地区更多、更快、更好地融入对外开放大局。 ——更宽领域。中国制造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但服务业开放程度仍相对不足。因此，要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推进开放，应当成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也是拓宽开放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更深层次。核心就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目前国际新一轮经贸规则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边境上”向“边境后”推进。在此情况下，作为开放大国，中国“边境上”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就不再是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是要顺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趋势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趋势，把着力点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方面。 ——更加主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开放都处在“顺风顺水”的国际环境中。但随着逆全球化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更加主动，包括主动扩大“朋友圈”，主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主动适应全球经贸规则演进趋势等。 ——更重安全。考虑到全球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越是开放越要统筹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国是直通车：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何考虑和现实意义？ 杨长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是从历史长周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基于这个判断，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它的意义或者说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逆全球化加剧的根源之一，是某些大国不去承担应尽的责任，而选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高举开放旗帜，坚持合作共赢，以中国的新发展为全球提供新机遇，是给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强心针”，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动力。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格局绝非封闭的国内大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组成部分。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重要作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仍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充分借鉴过去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宝贵经验，通过高水平开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力量。 国是直通车：制度型开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带来哪些作用？ 杨长湧：现在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两个重要载体，一个是海南自贸港，另一个是自贸试验区。 海南自贸港通过推动贸易、投资、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跨境资金流动的自由便利，以及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将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同时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政府治理等方面也会加大试验力度，这些都将有助于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成为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优良场所。 另外，在制度型开放指引下，今后中国将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进内外贸易一体化，深入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这将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同台竞技提供良好舞台。现有的一些自贸协定谈判也会加快进度。 国是直通车：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都是以开放促改革，有人认为当前形势下，中国更应该以改革促开放，您对此怎么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哪些领域的改革需要加速推进？ 杨长湧：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一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下一步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确实需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制度环境来保障，而且随着开放从“边境上”深入到“边境后”，很多开放内容都涉及国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需要强有力的改革作为支撑。 同时也要看到，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性并没有削弱，这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原因。 关于下一步需要重点改革的领域，其实还是要紧紧扭住一个目标，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这个目标之下，很多改革的方向就比较明确了，比如推动内外贸一些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和标准相衔接，推动实施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等。 国是直通车：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兼顾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杨长湧：我想应当是坚持问题导向。既要重视开放领域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比如贸易摩擦、出口管制等，也要重视解决新形势下，特别是新的国际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新安全问题，包括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要从过去的产业合作逐步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思路，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机制安排，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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